“申遺”究竟是為提升遺產價值、增強社會保護意識,還是地方政府和企業坐收漁利、追逐政績的手段？這樣的問題對“中國式申遺”來說,并不是第一次遇到。而在追問之下,我們看到的怪象多多:“申遺”之后保護費用稀缺已成普遍現象,如北京五大“世遺”曾高達32億元的修繕資金缺口、兵馬俑博物館年均僅幾百萬元維護費用等。與此同時,一些遺產項目申辦后急于擴容,有的甚至搞破壞性開發,被限令整改后拆除成本又占了一部分維護費用。如張家界和石林就投入不菲的經費用于整頓景區秩序、拆遷違規建筑。
其實,對“中國式申遺”來說,除了利益變現外,對官員來說,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政績變現?！吧赀z”的意義,在一些地方很大程度上被放大為對GDP的貢獻率,并被遺產所在地政府津津樂道,而進行有效的遺產保護卻被拋在腦后。如1997年“申遺”成功的山西“平遙古城”,旅游收入占當地GDP的比重從2007年的不到1%增長到2008年的13.91%。而云南麗江古城對當地GDP的貢獻率常年保持在50%以上。在這樣的例子誘導下,就當下社會環境來說,恐怕不出現“申遺熱”也是不可能的。
對某些地方政府來說,申報不在于保護文化遺產,而是為了追求世界文化遺產的標簽以及隨之而來的知名度。某些地方之所以不遺余力地拼申遺,并非致力于保護文化遺產,而是為了世遺標簽帶來的收益。在此過程中,是否真的有助于保護文化遺產,基本不在考慮范圍內。由此,“申遺”的GDP貢獻率,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文化遺產破壞度的代名詞。針對這一現象,我們應看到3種錯位,一是功能錯位,世界遺產的功能主要是文化精神功能,而不是經濟功能;二是性質錯位,將世界遺產等同于一般旅游資源;三是空間開發錯位等。
該如何審慎對待 “申遺”異化為“政績變現”的邏輯悖論？要知道,無論多么荒誕,無論多么違背常識,“中國式申遺”都不會停止,因為投機和政績的沖動已經淹沒了理性可能存在的空間。
事實上,“申遺”所能承載的遺產保護之重是有限的,要知道,“申遺”成功者畢竟是少數,倘若都成遺產了,所謂的遺產也就沒價值了。這是我們應重申的常識。另外,我們也要明白“申遺”的另一種含義:“申遺”是迫不得已的最后之舉,入選并不代表這種文化本身的價值就比別的高,很有可能是因為它更亟須保護。
當人們在不斷地為那些漸漸消失的種種古都風貌、風景名勝而深感惋惜之時,或許,放棄狹隘的利益算計——GDP貢獻率和“政績變現”,找尋開發與保護中的差距,才是一個更重要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