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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省安丘市將評選年度“最差公務員”。此番舉動最近陷入輿論漩渦。

　　此舉出發點固然是好的，即從以往單純評優，到既評優又評差的兩頭發力，如此監管力度會更大一些。

　　但是，此次評選又有先天缺陷，即評選“并非淘汰制”，由此，評選標準的差異與懸殊就很難屆定誰最差。另外，從結果看，年度最差公務人員將被公開通報，構成違紀的給予紀律處分。“安丘這樣一個縣級市是一個很典型的熟人社會，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通報名字事關面子問題，算是比較嚴厲的懲罰了”。“最差公務員”只能是傷一回自尊，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早在十年前，汕頭市達濠區就評選出包括一位副局長在內的五名“最差公務員”。這五名“最差公務員”接受的處理是必須離崗接受培訓，然后給予重新考核。應該說，汕頭市達濠區十年前的規定比現在安丘市的方案要嚴得多，即便如此，由于缺乏統一規范的制度約束、相關監督機制缺位，幾乎所有地方“最差公務員”評選最終還是走不出“評選轟轟烈烈，結果銷聲匿跡”的套路。

　　“最差公務員”評選倒是帶給人們一個啟示，公務員正常退出機制沒有形成，缺乏制度支持，導致“另類圍城效應”——想進的難進去，不想待的、不好好待的出不來。應啟動立法，建立嚴格有序的公眾評議制度，讓公眾有權參與決定公務員的去留，使公務員退出制度化、公開化和常態化。此舉可能更甚于“最差評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