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日前關于我國“年人均輸液8瓶”的報道，面對我國被稱為“輸液大國、抗生素大國和藥品濫用大國”的問題，衛生部新聞發言人鄧海華在發布會上表示，要通過推進公立醫院改革等措施來加以改善。他說： “我們將繼續在加強醫院內部管理方面嚴格要求，依據疾病的臨床路徑進行醫療活動，加強控費工作，這種濫用藥和開大藥的情況將得到有效的處理。”（1月11日《新京報》）
一個患者，該不該輸液，應該使用哪種藥品？這本來是個專業性問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輸液不一定就是過度醫療，使用抗生素不一定就是濫用藥物。關鍵只在于，應該如何去鑒定其適宜性與必要性？一直以來，我們把這種選擇權幾乎完全地交給了專業的醫生。但時間長了，就越來越曝露出了“過度”與“濫用”的弊端。有數據顯示，2004年全球發生的160億次注射中，中國發生了50億次，是世界最大的"注射大國"。2009年我國醫療輸液104億瓶，平均到13億人口，這相當于每個中國人一年里掛了8個吊瓶，遠遠高于國際上2.5~3.3瓶的平均水平。我國年生產抗生素２１萬噸，人均消費量是全球平均量的１０倍。
從醫療的角度來看，治療方案由醫生來定，這本身似乎是沒有問題的。醫生作為具有專業資質的工作者，他們掌握的知識更豐富，判斷疾病更為準確的角色，他們比病人有更多對付疾病的方法（這實際上也是病人找醫生的根本原因）。但現在，為什么卻出了問題，究竟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樣的問題？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經濟因素的過度干擾與影響。
當下，由于養醫問題沒有得到真正解決，追逐醫療GDP成為一種泛濫的現象，醫生們從業者們正面臨著一種沉重的工作壓力，那就是為醫院賺錢。當然，還有誘惑。醫生們如果想獲得高收入與肯定，其創造的經濟收入是一種繞不過的硬指標。這其實只是過度醫療泛濫的主要原因所在。無論是輸液，還是藥品檢查的濫用，目的只有一個，服務于養醫的需要。從某種角度而言，這就成了一個經濟問題。
在這點上，管理者們是很清楚這一點的。鄧海華說，衛生部門將通過信息公示的方法，將各地區醫療費用總體情況、單病種醫療費用情況進行公示，供群眾就醫時進行選擇，接受社會的監督。在剛結束的衛生工作會議上，衛生部部長陳竺也特別強調在公立醫院改革試點中，要控制醫藥費用問題。其實都已經隱約傳遞出這樣的一個信息，
何時不讓“輸液”成為一個經濟問題？一是政府要直面與徹底解決養醫問題，盡快拿出解決辦法，從而在根本上祛除一藥養醫。二是建立一種評價醫生服務質量的新體系。三是在很多常見疾病上，還得必須保證有一個統一的行業衛生標準，醫生們必須嚴格去執行這種統一標準。在一些發達國家，什么常見疾病應該使用抗生素及輸液？應該首選哪一種治療方式及藥物？這些都被視作為公共信息向社會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