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27日二次審議的個稅法修正案草案，維持初審稿中將起征點從2000元提高至3000元不變。（6月27日新華網）
盡管這樣的結果基本也算是在意料之中，也盡管草案中的第一級超額累進稅率由5％降到3％、算是對民意做了適度撫慰，但3000元起征點巋然如山的現狀，還是深深刺痛了公眾這些年月的期待。這種傷害與其說是起征點上幾百塊錢的博弈，不如說是公共社會關于民主決議之程序正義的考量。
據說二審草案之所以沒有對3000元起征點進行調整，是因為很大程度上聽取了稅收專家的專業意見。比如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朱青、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劍文、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孫鋼和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劉佐分別從國際個稅扣除費用標準、個稅在稅收收入中的占比、物價上漲水平和實際扣除額等方面論證了3000元起征點的合理性。
專家自然有專家的道理，但在起征點爭議上，也有不少專家學者秉持“應該提高”的立場：比如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朱青提出，雖然從科學角度講起征點不宜再提高了，但考慮到社會的呼聲，可適當提高到3300元左右；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建議，根據不同地區的生活成本，分別適用5000、4000、3000元的起征點……數據顯示，在100名經濟學家中，69%認為此次免征額設置的過低，應該提高。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姚景源、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等經濟學家均持此觀點。
于是問題就出來了：設若專家觀點在征詢意見中權重不可等閑，那么，為什么偏偏是“不能提高起征點”的意見占了上風？換言之，即便這3000元是客觀公正權衡的結果，那么，有必要先說服那些“應該提高”的專家——他們的邏輯錯在何處。更重要的是，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經濟法室統計，在4月25日至5月31日全國人大網上征求意見期間，網上共有82536人對3000元起征點發表意見，其中贊成以3000元作為起征點的12313人，占15%；要求修改的39675人，占48%；反對的28985人，占35%；持其他意見的1563人，占2%。網上大多意見是將個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而今3000元起征點紋絲未動，立法部門應對民意給出堅守的說明。
這樣的“說明”，絕不止于安撫民意，而是意在三處：一者，個稅調整是開門立法的典范，既然征集來的民意“多達23萬多條，創人大單項立法征求意見數之最，超過以往20部法律草案總和”，如果民意感覺對起征點幾無力道、不會對決策產生事實的影響，那么，下次需要集結民意的時候，還有多少人會積極應和？二者，“300元起征點”越來越像一個公共議題的符號，它承載的是公共政策對國富與民富的取向，變與不變之間，不單單是利益得失問題，它可能傳遞出更多決策傾向的信號；三者，從程序建設的角度觀之，角力的過程遠比最后的結果重要，因為透明、公開、公正的辯駁，是消弭一切流言與猜忌的根本，3000元起征點為何非要堅持不可？需要的不僅是一份像樣的“總結陳詞”，還要展示出充分的“臨場辯論”。
“桑條無葉土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看歌舞，猶恐春陰咽管弦?！彪A層不同、立場不同、視角不同、情懷不同，在“起征點”等公共政策的投票上，必然呈現出不一樣的姿勢。3000元起征點也許確實很正確，但如果錯失了對民意給出堅守說明的機會，這樣的“正確”遲早會在民間蘊蓄出不盡的懸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