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希望工程”項目的利益譜系幾乎一片朦朧，希望相關各方繼續向公眾說明情況。只有用最苛刻的標準公開，才能澄清事實，挽救公信。
“中非希望工程”事件繼續發酵。公眾的好奇心繼續被“世界杰出華商協會”和“全球華商未來領袖俱樂部”牽著走。公眾質疑的正是，慈善平臺和這些商業平臺之間究竟有何關系，是否存在利益勾連。
近年來，國內慈善事業的發展雖是高歌猛進，卻也在很多時候泥沙俱下。現在，尤其警惕的是把慈善當做牟利的工具。
“世界杰出華商協會”官方網站上的組織結構圖顯示，“中非希望工程”和全球華商未來領袖俱樂部、儒商夫人俱樂部、天九儒商投資集團等都是“世界杰出華商協會”平級的下屬機構。這種盈利機構與非盈利機構混雜的組織結構，非常令人困惑。
很多企業家和知名企業也搞慈善活動，他們要么以項目制、要么以獨立基金會的方式運作，但不論是采取哪種方式，這些慈善項目皆能保持相對的獨立性，與企業的經營業務無關，更是獨立于企業的組織架構之外。機構不獨立，慈善怎么能純粹呢？“中非希望工程”能否保持充分的獨立性和公益性，就是令人擔憂的事情。
這種擔心并非空穴來風。記者獲得的一份“全球華商未來領袖俱樂部”宣傳資料顯示，在俱樂部服務內容中，會員將有機會與全球政要互動交流，還將在慈善公益活動中“實施協會發起的希望非洲工程”。如果“希望非洲工程”成為交錢才能入會的“未來領袖俱樂部”的服務內容之一，那“中非希望工程”能否徹底擺脫“投資回報”的嫌疑呢？
再比如，一位曾經參會嘉賓向本報記者爆料，就在昨天盧俊卿還現場勸募嘉賓支持“中非希望工程”，他稱，這會讓華商很有面子，“給非洲捐過錢，掛個友好大使的頭銜，別人會覺得這個企業家壞不到哪兒去。”
對于這些質疑，盧氏父女或許都應予以回應。
現在，很多企業家搞慈善，也有一些“私心”。他們或者把慈善當做謀求商業利益的“敲門磚”，或者，想在從事慈善的同時也能賺到錢，如郭美美事件中曝光的中紅博愛，就是如此。總之，很多人試圖通過一些所謂的“模式創新”將公益和私利兼顧，讓慈善和企業家實現共贏。這么做不可避免落入慈善倫理的悖論之中。
一個最基本的常識是，即便從事最純粹的慈善事業，都要承受強大的道德壓力和社會監督壓力，容不得有半點瑕疵；那些想通過慈善公私兼顧的，無疑將承受更加苛刻的監督。或許，要贏得公眾的信任，不但其慈善項目賬目要一筆筆公開，甚至私人企業的賬目也要一筆筆公開。
這種模式下，企業家支付的成本相當高昂，而且道德風險極高。事實上，現實中很難做到。很多人不但難以達到其所宣傳的良好目的，反倒是利用慈善牟利，玷污了慈善，嚴重損毀了慈善事業的公信。慈善界也應該認識到，這也不過是一種飲鴆止渴的發展方式。
現在，“中非希望工程”項目的利益譜系一片朦朧，希望相關各方繼續向公眾說明情況。只有用最苛刻的標準公開，才能澄清事實，挽救公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