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遇飛車搶奪，毅然駕車追擊，沒想到將一名劫匪撞成重傷醫治無效死亡，并造成無辜路人受傷及財產損失。湛江吳川市男子凌華坤的行為被認定為見義勇為，并獲獎5萬元，但自家損失和賠償別人已超過9萬元。廣東省人大代表朱列玉表示，見義勇為的風險應由政府全額買單。
在近期道德事件頻發的背景下，這一個案再度呈現出見義勇為的困境。法治社會里，見義勇為行為本身也可能給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造成損失，對此法律應當如何評判，如何合理分配其中的責任歸屬，既關乎個案中公民合法權利的維護，也關系到整個社會道德風尚的培育。
面對見義勇為可能引發的權益糾紛和社會風險，法律首先應當確立“好心人免責”規則，對一些“好心辦壞事”的見義勇為行為，從法律上免除其后顧之憂，這可能是法律所能扶助道德的最佳方式了。例如生活中，見義勇為者由于專業缺陷出現施救不當，因為不可抗力導致他人受損，或因難以避免的疏忽致第三方損害等。在上述情況中，免除其法律責任是法律保護見義勇為行為的必然要求。
同時，法律對于客觀上因見義勇為造成的損害又不能視而不見，還必須尋求妥善的權益救濟通道，通過向行兇者追責、設立見義勇為扶助基金、政府買單等形式，化解權益糾紛風險。其中，法律尤須確立行兇者對見義勇為損害的責任認定規則，將部分風險轉移給始作俑者，其余的賠償責任，就需要政府部門積極作為，用公權力化解公民個體的道德困境。
當然，對見義勇為者必要的免責，不意味著其完全超出法律責任體系之外，法律還應對免責條款進行必要的限定。即便具備道德上的正當性，善行本身亦須恪守基本的法律規則。這提醒我們在見義勇為時，也需盡到一定的注意義務，遵守比例原則，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害。這樣說或許和要求見義勇為者注意收集證據一樣，落入公眾質疑的窠臼。但是，如果法律認可所有見義勇為都無需承擔任何責任，那么又將導致另一個極端：誰能保證沒有人會以見義勇為的名義作惡？無條件免責會不會為一些違法者故意實施侵權乃至犯罪提供借口？
由此，面對見義勇為出現的諸多困境，保護性立法在均衡利益的基礎上，應著力建立公平的責任分擔機制，厘清施救者承擔責任的具體規則，將集中于見義勇為者的法律風險，由行政組織或社會力量予以分解，以確保見義勇為者不至于流血又流淚，從而找到一個最佳的化解見義勇為風險的法治化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