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成都晚報》報道：達芬奇家居“造假門”事件變得越來越撲朔迷離了。2011年最后一天，財新《新世紀》周刊報道稱，達芬奇自稱“匯”了100萬元擺平“造假門”，這讓公眾把視線重新回到最初揭開“達芬奇密碼”的央視記者身上。
我在“用事實說話”，這是記者聲明中的最后一句話。而“用事實說話”，恰恰是央視一些欄目常用的一句口號，再加上播音員字正腔圓的告白，仿佛事實在胸，可以“打遍天下”了。
然而，“用事實說話”有時候并不太好使，比方說“彭宇案”吧，事實永遠只有一個，而結論為什么卻出現(xiàn)了依法官的“自我推理”為依據(jù)了呢？達芬奇“造假門”，事實永遠也只有一個，那為什么當事人要靠眼淚來“說話”呢？你有事實，拿出證據(jù)來不就得了，何需哭哭啼啼來證明自己有多清白呢？
央視記者要證明自己是清白的，用了“我在用事實說話”這句話作為依據(jù)，把達芬奇栽贓陷害的細節(jié)予以事實的駁證不就得了？然而，人們尚沒有看到這樣的證據(jù)或者結論。
然而，任何一方，都說自己是在“用事實說話”，達芬奇連央視記者開出了100萬元的“擺平”條件，在7月28日給收款地址為香港金鐘道89號力寶中心一樓的中信銀行賬戶轉去15.52萬美元這樣一個細節(jié)都披露得清清楚楚。假如法律介入，偵察一方僅憑這個細節(jié)就可以追查出到底誰拿了這個100萬又做了什么，那又為什么不依“法律介入”的方式來給出定論呢？
2011年7月10日、17日央視《每周質量報告》欄目相繼播出了《達芬奇密碼》、《達芬奇密碼2》，卻引出了如此眾多的“密碼”待解，央視定性達芬奇為“產地造假、原材料造假、虛假宣傳”等欺詐消費者的行為，一方則反誣且要“追究李、崔、唐等人涉嫌敲詐勒索和詐騙的刑事責任”。看來，雙方“掐架”，既沒有拿出不折不扣的事實，也沒有拿起法律的武器來維護自身權益，把公眾卻推進了輿論的糊涂泥塘里。如此以來，當然用事實說話，不如用法律來說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