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臨近，是否回家過年又讓“恐歸族”十分糾結。最近，民政部中國社會工作協會對北上廣等六大城市的人群進行過年回家意愿的調查，探尋“恐歸族”不愿回家或不想回家過年的原因。結果顯示，有近70%的受訪者“為春節回家而煩惱”，煩惱集中在車票、人情消費壓力、路途遙遠等客觀因素上。（《楚天金報》1月16日）
按我國傳統，春節最講究團圓，過年回家團圓也象征著一年的美好。這在傳統農業社會不算太麻煩，因為那時人們要么極少離鄉，要么離開了想回來也因為沒條件而干脆作罷。到了現代工業化社會后，家庭成員面臨多樣化選擇，這使得更廣的地域分布成為可能，工作的異地化甚至成為一種必要，它顯然使傳統的春節團圓變成一件奢侈的事情。
于是，就有了罕見的社會大挪移，有了據稱30多億人次的春運出行，有了購票難、乘車難、出行難、回家難的種種訴說。在再遠也要回去團圓、再難也要回家過年的習俗面前，春運所面臨的挑戰也在年復一年地加劇，哪怕交通事業再發展、高鐵速度再快，也難以跟上民眾“意恐遲遲歸”的企盼。
相關調查材料印證，“恐歸族”已逾七成，我想，這一數據的可信度或可存疑，但它至少證明，城市里有一個較為龐大的“恐歸族”存在。而他們之恐歸，不僅是因為交通、出行方面的困難，也不止于傳統的經濟、事業、婚戀等方面“近鄉情更怯”的原因，甚至于也不只是極為被動不得不如此的選擇，還有假期太短以及在城市組建家庭后回農村過年不適應因而主動選擇不歸等因素。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微博上的一句常見調侃：發呆這件事，如果做得好，那就是深沉。同理，在“恐歸”這個問題上，社會輿論如果引導得好，社會關懷如果體現得到位，可能會催生我們企盼已久的春節新風尚。
個人的命運與抉擇同社會風尚的形成和更新是大有關聯的。“恐歸族”的一些擔心、思考與進而采取的一些行動，并非沒有任何意義。春節團圓固然重要，但團圓也可以有多個時段、多種形式的選擇；春節回家固然可樂，但事業發展更非可有可無；春節固然需要當面拜年，但也可借助其他技術手段部分解決或更新；家鄉的山水固然美麗，但當下的風景尤其不容錯過。將恐歸的人們引導好、安慰好、分流好，于個人于社會都將是兩利，不僅有“再使風俗淳”之可能，而且從解決春節用人荒、跨年度事業延續性等角度看，對于社會的良性運轉亦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