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子舉重運動員周俊在倫敦奧運會上三次試舉失敗而無緣獎牌，部分媒體報道時使用了“恥辱”一詞。7月31日，云南《都市時報》就此專門向周俊登報致歉：你（周俊）既已上場并全力以赴，已是我們的英雄。
如果足夠真誠，這封不算太晚的道歉信應該多少可以平復一下周俊受傷的內心，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促使所有人對我國競技體育進行全方位省思。如果能借著倫敦奧運的契機進行理解和反思，也許未來能改進對中國職業運動員的培養。
我國一些職業運動員的第一種艱難是，要么你是冠軍，要么你就一無所有或一無是處，哪怕你拿了銀牌。這次奧運會上，56公斤級舉重選手吳景彪拿了銀牌，卻幾度落淚并鞠躬致歉，稱自己“愧對祖國”；與易思玲參加同一項目的喻丹拿了銅牌，也說“對不起”。
我們的運動員拿不到金牌就幾乎等于失敗，所以連拿到銀牌的吳景彪都要說“對不起”，沒一點成績的周俊當然就是“恥辱”了。更有甚者，當運動員預期能拿到冠軍又意外失手后，還會殃及父母和家人，這正與“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相對應，不過，痛失金牌后的世態炎涼可能更甚于拿到金牌。當預期的金牌拿不到手時，不僅運動員備受冷落，就連被地方體育官員接來觀賽的運動員父母也再無人過問，更沒人送老人回家。
運動員拿了冠軍就有完美的人生并衣食無虞嗎？未必。這就涉及我國職業運動員的第二種艱難——退役后生存艱難。從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中國對獲得金牌的運動員獎勵9000元，到今年獎50萬元，奧運冠軍的獎金在28年間漲了82倍。如果再加上各省市和企業的獎勵，如今一名奪金的運動員至少會獲得150~200萬元的獎金。
如此巨獎當然可以解決一名運動員后半生的生活，然而，對于所有中國職業運動員的培養模式——只有專業技能訓練，沒有生存本領或職業謀生手段的訓練——這種巨獎可能也無濟于事。當坐吃山空成為無情現實之時，這些金牌得主的生存就舉步維艱了。一項對奧運會金牌運動員后期生活狀況的調查和統計顯示，盡管退役后有的從政、有的經商、有的當教練，但只有6%的人能回歸普通人的生活——其競技體育技能只是屠龍之技，沒有其他可以謀生的技能。
此外，做一名職業運動員還需要切斷、淡化和壓抑個人情感，而且這很多時候是強迫和被迫的，運動員有時甚至要表示感謝。例如，吳敏霞的母親患乳腺腫瘤，有關方面卻對她隱瞞了8年；羽毛球運動員王曉理的外婆因病去世，直到湯尤杯結束才告訴她，以至她當場蹲地痛哭：“你們知道，就我一個人不知道。”
當一個同胞選擇做職業運動員時，幾乎就選擇了“大義滅親”和生活于“善意的謊言”中。正如喻丹所說，“家里人為了不讓我擔心，有什么事一直不跟我說”。
這些，都使我們的職業運動員難以達到快樂運動和享受奧運的境界。而國外以俱樂部方式從事體育運動的專業運動員，卻有足夠多的個人選擇。
在北京奧運會上，劉翔的對手梅里特的奶奶去世，他選擇了退賽；在2012年的蒙特卡洛大師賽上，德約科維奇在訓練場上收到祖父因病去世的消息，但他選擇用繼續比賽來告慰離世的至親，他說：“我有過退賽的打算，但是我隨后意識到自己的職業生涯以及生活都還要繼續下去。我知道自己無力去改變任何東西，生活總是不斷帶給你一些東西也不斷帶走一些東西，這是生命的正常軌跡。”
當一名職業運動員能不被“善意的謊言”欺瞞，而且能獨立決定自己的運動生涯和怎樣參賽、退賽時，他就不僅擁有了自己的權利并被尊重，也能鍛煉并獲得最好的生存能力。而這，正是本土職業運動員最為欠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