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悍匪周克華被重慶警方擊斃。自2004年以來的長達8年時間里，他在蘇湘渝多地，持槍作案10起，打死10人，打傷6人。周絕對稱得上“死有余辜”。
然而，輿論空間里卻有一些“怪怪”的言論：先是不厚道地調侃警察的“低效”，之后，又添油加醋，甚至無端編造故事：小時候成績好講義氣，大了因超載被警察扣車，警察收繳他私藏的獵槍，他激憤鳴槍。勞改之后變為悍匪，從此開始瘋狂報復社會……周儼然成了“受害者”，其罪行也是那么順理成章。更有甚者，有人還給周匪涂上一層“均貧富”的梁山好漢的油彩。
他是哪門子的好漢！他持槍搶劫，完全就是出于一己私利，劫財害命，手段兇殘，根據公安部門的信息顯示，六成的作案都是一槍擊中頭部，背負多條人命，而受害者都是你我這樣普通的守法公民。不僅如此，周劣跡斑斑：16歲時因調戲婦女被治安拘留14天；1991年盜竊獵槍；1993年，持盜竊的獵槍至湖北，被勞教2年；2005年，因非法持有手槍，被昆明鐵路法院判刑3年。2008年出獄之后，繼續持槍搶劫。
他根本不是在勞教之后發生了“人生轉向”，他成年之后，不是在坐牢，就是在違法犯罪，哪里有一絲的“本性善良”？他的搶劫殺人，哪里有一絲“劫富濟貧”？至于他因非法持槍被剝奪自由，也是咎由自取。
近些年，總有人為兇殘的犯罪涂上“浪漫色彩”，以澆胸中塊壘。2004年云南大學生馬加爵殘忍地殺害了自己的4個同學，但被生生演義成了：富二代同學看不起農村窮學生馬加爵，他備受欺凌，奮起反抗……把惡意殺人事件歸結為貧窮和歧視，以符合某種“想象的正義”。其實，被馬殺害的同學也都是寒門子弟；退一步說，即使同學家庭富裕、有過侮辱馬的行為，也絕對不是馬加爵瘋狂殺人的借口。
另一個悍匪白寶山，在1990年代曾殺害軍警和群眾15人，卻也被人演義成：“含冤”入獄報復社會。所謂“冤情”無非是白因為偷玉米被定了搶劫罪；其實他在偷竊后，用木棍將失主打成顱骨骨折，定搶劫屬罪刑相當。每一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漫說白寶山、周克華被判刑算不上“冤案”，即便遭遇不公正，他們瘋狂殺人難道值得同情、理解嗎？
在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之后，社會公平的問題日益突出；但是，渲染沖突、宣揚仇恨，絕非社會之福。個體對社會公正的期待，也絕不能寄托在反社會的犯罪行為上；這種錯誤的思維，只會助長社會戾氣。
周克華死了，有必要找出病灶，反思其兇殘作案的深層原因所在，以便創新社會管理方式，特別是社區矯正、釋放人員再就業等方面，應吸取周案的教訓。大而言之，促進社會公平和諧，縮小城鄉、地域差距，讓弱勢群體感到有尊嚴，讓寒門子弟有暢通的上升渠道，這些既有助于消滅犯罪，也有助于培育正常的社會氛圍。
但反思社會環境，應與譴責兇手并重，每一個人都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雖然，我們的社會還不完美，但不是什么都能怪罪到制度問題上的。消除社會戾氣，才能形成改革共識，才能在正確的方向上推動社會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