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西洋傳教士初來北京城大吃一驚：因為這個百萬人的城市竟然不設警察，夜間也只有幾個歪歪斜斜的老人在打更報時而已。他們無法理解一個不設警察的大都市是如何治理的。其實，他們更加難以理解的是中國數千年“皇權不下縣”的傳統，縣以下的廣袤國土幾乎沒有國家權力組織存在，因為那是鄉賢的領地。
鄉賢，又稱鄉紳，是指鄉村知書達禮并以德服眾的人，他們大多耕讀傳家，殷實富足，盡管不一定是村里最富的人。但是，無論是村里最富裕的人，還是最有權的人，都得唯鄉賢的馬首是瞻。政治學家將權威分為暴力權威、神授權威和道德權威，鄉賢無疑屬于第三種權威類型。他們從小就熟讀儒家經典，深受儒家禮義教化的影響，為人正直、處事公道、急公好義、聞名鄉里，他們是村莊的道德典范，是村莊的精神領袖，并因此而成為村莊秩序的守護者。
即使在近代中國引入警察制度之后，鄉賢在鄉村的影響力依然不可低估，因為中國大多數的鄉村遠離都市和鄉鎮警察局，加之中國鄉村長期深受孔子無訟思想的影響，警察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那時的警察們真應該衷心感謝鄉賢，后者通過調節說和使那些馬上就會演變為法律官司的糾紛平息下來，使得矛盾的雙方握手言和;也通過卓有成效的教化將更嚴重的法律案件消滅在萌芽之中。現在來看，由鄉賢主導的傳統鄉村自治，實在是社會成本極低而又有實際效果的鄉村治理模式。
重新發現鄉賢并不意味著要返回古代。在廣大的鄉村被納入了全國乃至世界性的市場體系之后，沒有任何人能夠將它拉回到閉關鎖國的小農時代，當今的鄉村也不可避免地要經受民主法治的洗禮。但是，這一切都不是否定鄉賢的理由。道理很簡單，禮義廉恥這些基本道德規范不但不與現代文明相沖突，反而是現代文明建立的必不可少的地基，一旦地基被動搖，再高的大廈也會傾覆。因此，在今天要重建文明有禮的鄉土文明，依然缺少不了鄉賢。
但是，就在重新發現鄉賢之后，我們發現鄉賢群體早已走入了歷史，在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現代化進程之后，我們似乎只有在歷史典籍中憑吊鄉賢的往事了。
其實，事情或許并沒有如此悲觀，文化的生命力之頑強有時會超出我們的想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進行的時候，筆者村里的很多糾紛也是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鄉賢來調解，他同時又是該村大姓中輩分最高的人之一。有一次村里一個小伙子偷了一對青年夫婦的新婚嫁妝，就在他將被告上法庭之際，這位鄉賢出面說服青年夫婦接受了那個小伙子的道歉和賠償。事情很清楚，起訴后那個小伙子將被關進監獄，因為他還沒有女朋友，刑滿釋放后他將不再會有成家的可能，新的乃至終生的仇恨或因此而生。這位鄉賢用他的行動，闡釋了鄉村無訟文化的現實意義。
在筆者從事鄉村儒學建設的山東省泗水縣尼山鄉村周圍，仍然不時見到這樣的鄉賢，他們依然是維持今天不少鄉村和諧的重要力量。可是，他們大多垂垂老矣，在中國歷史活躍了兩千多年的鄉賢傳統的確有斷絕之虞。怎么辦?我們需要再度聆聽老子歸根復命的教誨。鄉賢不是孫悟空，不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他們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產物，是儒家文化在鄉村的傳人。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優秀傳統文化才是培育一代又一代鄉賢的沃土。因此，只要儒學能夠實現在當代農村的現代轉化和復興，鄉賢群體的再造就不是夢，尼山鄉村儒學的實踐證明，傳統文化的根在農村并沒完全死亡，只要有園丁愿意來澆水施肥，鄉賢的新苗就會再次發育成長起來。
有鄉賢的鄉村才是和美的，有鄉賢的鄉村才是宜居的，有鄉賢的鄉村才有明天。中國鄉村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能否再造鄉賢，或許是引導農村未來走向的決定力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