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化”在中國社會，是一個頗為負面的詞匯。在晚近以來的歷史敘述中，官僚都是批判的對象。在今天，學校、醫院、科研機構等事業單位，卻依舊存在著官僚化的問題。究其根本，在于上述機構都存在一個“行政級別”。機構的負責人本來都不是官，但因為具備了行政級別，機構就有了衙門的味道，領導就有了官員的模樣。然而，在這樣一個社會思潮急劇變動的年代，上述單位的官僚化實在令人難以忍受，“去行政化”的呼聲也變得越來越強烈。
5月8日，教育部公布的《教育部關于深入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促進政府職能轉變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中，針對高校、職校到中小學等各級學校的管理、評鑒、擴大學校自主權，以及約制行政部門權力、鼓勵社會參與教育監督和質量評價等改革方向，做出了多達22項的工作部署和具體要求。《意見》洋洋灑灑數千字，但關鍵性的字眼在于“管辦評分離”。的確，行政化的根源在于行政主體越俎代庖，變成了辦學主體和評價主體。
改革能否成功，取決于動力是否足夠、持續。社會的呼聲是最普遍的改革動力，但輿論并不能直接接入改革過程，外圍的吶喊可能聲勢浩大，但考慮到缺乏細化、具體的能力，也難以持之以恒，所以，輿論壓力導致的動力只能作為背景性的東西存在。至于學校，也需要分層來看，普通教師可能會傾向于支持去行政化，以免受行政官僚之氣———結果究竟如何自不敢妄下定論。但從校領導的角度看，一是自身的仕途升遷可能會受到影響，二是自己在對外爭取資源時，行政級別的消失可能會給學校帶來不便。兩個因素讓校領導在對待去行政化的政策時，顯得較為曖昧。
改革真正的權力來源，在于教育主管部門。所以，教育部門能否放權，能夠主動設計好權利、責任、義務的邊界，這是改革最大的變量。以業已開始的高校去行政化為例，改革強調每個高校都要制定出自己的章程，同時，教育部也發布了《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規定學術委員會擔任學校及職能部門黨政領導的人數不得超過委員會總人數的1/4，不擔任學校黨政領導和院系負責人的專任教授不少于總數1/2。此次《意見》也提出“黨委書記和校長一般不擔任科研項目的負責人”。這些細化的規定，總體上在于給教師隔出一塊相對自由的空間。從技術的角度來看，對于緩解目前的行政化積弊應該會有積極的影響。
然而，從大的權力框架來看，目前公立高校和中小學校的校長主要由有關部門來任命。換言之，高校的學術委員會和中小學的教師委員會，在權限上還是有較大的限制。如果從管辦評分離的角度來看，管辦分離僅僅是做了一些技術層面的切割，并沒有做到真正的分離。
在過去幾年，備受矚目的南方科技大學改革一案，最終在招聘副校長時，依舊保留了“正局級”的字樣，而各地掀起的中小學去行政化試點，也多半不了了之或者名實難副。學校去行政化之路正在變成一場繞圈游戲。從開明官員，到利益漩渦中的教師，再到社會輿論，對于行政化的弊端討論過無數次，所啟動的改革卻基本是雷聲大雨點小。
學校的改革，根本上是重構政府、學校、社會三者關系的一次變革。政府按照法律監管，學校按照制度辦學，社會力量積極支持和監督，這是一種理想形態。為了達到這種理想形態，我們需要尋找改革真正持久的動力，只有找到了來自三方結合下的持久動力，目前這種情況才能真正消失，改革的坦途才能最后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