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貴州省紀檢監察機關通報了查處的3起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事件，其中兩起涉及校長挪用貧困生生活補助資金。一起是，袁場中學副校長張金剛將套取的貧困生補助資金、寄宿生生活費，用于送禮。一起是，鄭屯中學校長陳萬龍用貧困生生活補助，給學校行政班子及教研組長發放獎金。（央廣網 9月27日）
貧困生補助金，校長挪作他用，而花錢的方式更是令人咋舌。暗流涌動之下，這筆錢似乎成了“萬金油”，哪里有需要，就被巧借名目偷挪到哪里。其實，公款送禮也好，發放獎金也罷，確鑿無疑的事實擺在這兒：這筆錢并沒有花在貧困生身上。
是這兩位校長太“任性”？梳理一下媒體的報道，可以發現，有權就“任性”的校長和學校還真不是少數。海南一校長采取欺騙手段騙取學生簽名，連續6年冒領貧困生補助。在被查時，該校長堂而皇之地稱“補助款已經花完了”，如此大言不慚，不知該讓誰汗顏。比起明目張膽的挪用，有些學校的做法則更為“巧妙”：陜西安康一中學私自將貧困補助金扣留，以自制代金券的方式發放給貧困學生，稱是為了防止錢被家長花了、防止學生輟學、防止學生交不起學費等情況。如此解釋真讓人“醉了”，學校的“手”伸得也太長了點。
貧困生補助金的“腐敗賬本”中還藏有多少貓膩？我們不得而知。需要追問的是，為何這些補助資金屢屢成了涉腐的“重災區”，成了覬覦者都想分享一塊的“唐僧肉”？
利之所系，趨之若鶩。一則，挪用貧困生補助金的問題出在了環節太多之上。按照一級級發放的標準，補助金要經歷中央、省、市、縣等重重環節，最后才到達學校和學生手中，如此層層下達，本身就有被“截留”的風險。二則，資金發放過程中缺乏監督，發放貧困補助的手續還不夠嚴格和規范。如一些學校不是將補助金直接發給學生，而是由班主任代簽字領取，至于有沒有發放、發放了多少，則成了校長或班主任的“秘密花園”，不可為外人道也。
試想，若按照貧困生名單進行追查和回訪，把發放情況曝曬于“陽光”之下，還有人敢如此任性和貪婪嗎？如上海市就規定，該市學校每學年定期對全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進行一次資格復查，不定期地隨機抽選一定比例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通過信件、電話、實地走訪等方式進行核實。如發現弄虛作假現象，一經核實，嚴肅處理。可見，若貧困生補助在透明“玻璃房”里展開，權力就沒有了任性的空間。
在這樣一個信息流動便捷的時代，互聯網大數據對生活帶來的顛覆隨處可見。在貧困生補助金的發放環節上，完全可以借助大數據技術的力量改變環節過多的弊端。可以建立全國聯網的統一登記制度，據此，便可以知道全國有多少貧困學生、其分布情況、年齡以及家庭狀況。資金可直接打入和名單相對應的賬戶上，從而減少中間環節，實現資金的精準化有效對接，防止救濟款被挪用。這一設想算不得“腦洞大開”，巴西采取該項措施對貧困家庭進行補助，目前來看，效果不錯。
設立貧困生補助金的目的在于鼓勵貧困學生完成學業，合理、實時、足額的發放是前提。貧困生補助成為“唐僧肉”，一些校長“前腐后繼”，屢屢成為補助金發放中的“肉食者”，權力制約的不力難逃其咎。如何把權力“關進籠子里”？這離不開制度層面的監管，同時也應減少發放的中間環節，將發放情況昭示于陽光之下，如此，才能真正惠及貧困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