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依法行政的基層考問
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建設的關鍵。面對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政府轉型中出現的各種新問題和新矛盾，如何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改革與發展，對基層政府來說尤為緊迫。近日半月談記者深入各地圍繞縣鄉兩級基層政府依法行政的相關問題展開調研。
依法行政必須直面新問題
面對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各種矛盾多發，如何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處理轉型過程中面臨的種種新問題，正考驗著基層政府。
“公事公辦”是最大期待
公事公辦本意是按制度辦、不講私人情面，但一度被當作官員冷漠的表現，一些企業愿意追求超越規則和制度的“特事特辦”。如今，“最好公事公辦”成為眾多企業的心聲。
靠什么吸引投資?過去，不少地方的最大賣點是土地和稅收優惠，外加綠色通道特事特辦。
一項針對企業的調查顯示，超過七成企業在選擇投資地時最看重的是公平公正的法治環境。
專家表示，事實上，以往的諸多“特事特辦”，最終導致產能過剩、環境污染、轉型升級難等問題，嚴重影響經濟社會健康發展。
廣東省依法治省辦公室常務副主任陳岸明表示，政府部門不能“亂伸手”，企業也不需“動歪念”，政府行政審批所有環節走向公開透明，才能真正實現“無差異審批”，無論是誰，一律公事公辦，按規定和法定時限辦結。
記者調研發現，在轉型期，一些地方政府正面臨著建設法治政府的過渡期、簡政放權上下對接的銜接期等新考驗，這些都對基層干部的依法行政能力提出新要求。
需要看到，當前基層距離法治政府的目標還有相當的差距。2015年，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對全國100個城市進行法治政府評估，平均得分率僅為61.73%，剛剛及格。同時，各地區、城市之間依法行政的水平差異較大，制度實施的實際效果不佳。
依法行政的不適癥
記者調研發現，在一些地方，轉型期政府依法行政仍有不適癥。在一個縣級市，記者看到當地好幾家高新技術企業處于停工狀態，這些企業都是前幾年當地高調宣傳的轉型項目。某投資近兩億元的光電企業的一位負責人向記者透露，他們公司投資一個轉型項目，2013年9月就已經建成，本來10月份要投產，由于與當地政府簽訂合同中的很多優惠政策和支持無法兌現，兩年多來一直沒有開工，現在已經關停。
記者調查了解到，一些地方違規開發土地，往往根據“土政策”許諾不少優惠條件招商引資，最終陷入僵局的例子屢屢發生。
湖南省委巡視組對湘中某市的巡視就發現，當地園區發展極為混亂，存在政策亂定、土地亂供、人員亂進、機構亂設、錢物亂發等問題。
隨著轉型升級，生態環保在各級政府工作中的地位不斷攀升，不少地方都出臺了嚴格的制度和法律法規保護環境。而一些地方政府并未能有效執行。中部某省會城市附近的水庫是全國26個湖泊生態治理項目之一，也是該省最大的集中式飲用水源地。省里專門出臺規定禁止危化品車輛、煤焦車輛進入，有關車輛需繞道行駛。然而，這樣一則政府的禁令在執行時卻變成了擺設，當地縣交警隊和縣政府對個別企業的拉煤車大開綠燈。
在水庫庫區，5公里的沿庫公路上設置了3個交警執勤崗亭，引導煤焦車輛、危化品車輛通行庫區，省公安廳有關交通管制的措施的巨幅公告牌就矗立在崗亭旁。
記者在沿庫公路暗訪發現，在半個小時的時間里，就有10余輛卡車從沿庫公路呼嘯而過，灑下大小不一的煤粒。在通過3個交警執勤崗亭時，煤車每次都會徑直開到崗亭窗口，司機向里面的交警報上車牌號并遞上一張單據，待交警過目后，這輛車便直接過卡駛入水源地保護區。
有司機向記者透露，從這里行駛路程更近，一趟可以省200多元的油費，每天運輸兩趟，一個月就節省1萬多元，但只有個別公司的車輛才能通過。一些物流公司負責人質疑說，這是典型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不僅破壞了生態環境，更是對遵紀守法者的極大打擊。
不按法律法規辦事，還會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記者調查發現，在一個國家級園區，由于出讓土地沒有嚴格按照相關程序依法依規辦理，導致數千畝建設用地低價違規出讓，僅此一項就造成國有資產上億元的損失。
“走后門”的巨大慣性
記者在基層調研發現，面對社會和政府轉型的新要求，一些地方“找關系”“打招呼”“走后門”等有法不依或者有法難依的現象普遍存在。
一個地級市教育局的中層干部告訴記者，盡管各級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三令五申，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禁止擇校，但每年找上級領導“批條子”為孩子擇校的家長仍不在少數。一位教育系統干部告訴記者，他們單位的一把手每年開學季收到的各種“條子”上百個。
有些單位甚至為職工子女擇校打報告、發公函，完全無視相關法規。
專家表示，一些群眾辦事習慣“找關系”“走后門”，背后是我們一些基層干部依法依規辦事有漏洞的表現，“蒼蠅不叮無縫蛋”。
“根源都在主席臺，問題出在前三排。”一位省法制辦的干部認為，依法行政，基層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帶頭模范遵守法律法規，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重人情而輕法律。
采訪中，沈陽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賈海洋表示，為了應對轉型期依法行政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應注意把握好幾個關系，即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過程中，要很好地劃定政府權力的邊界，在政府機構設計和整合過程中，要體現法治思維的要求，在政府決策和行政行為實施過程中，要引入法治手段。在地方行政決策過程中，需引入法律審查機制，要有專業法律人員參與行政決策過程。
“可以在重大、復雜的法律事務中向社會購買法律服務。在欠發達地區和公職律師隊伍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可以通過購買社會律師服務的方式作臨時性補充。”賈海洋說，堅持法治理念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摒棄“法律工具論”的思想，即不能夠把法律僅僅作為行政行為的工具，“合則用，不合則棄”;而是要把法律作為行為評判和選擇的唯一標尺，主動接受憲法、法律的約束，避免行政行為的隨意性，不斷加強群眾監督和社會監督的力度。
基層的困惑與訴說
面對依法行政新要求，由于相關制度不健全、部門銜接不順暢等原因，基層干部面臨不少依法行政的困惑和苦惱。
長官意志，聽還是不聽
“到底是按法律法規辦，還是按領導要求辦?”一位基層干部告訴記者，關鍵是領導的要求明顯違背了相關法規。少數領導干部比較強勢，推進工作時往往不講過程，只問結果，在給下屬布置工作時，以言代法，亂下指示，隨意干涉依法行政。
一位基層法制辦主任抱怨說，有時候上級的意見明明不合法，但我們政府法制辦還要千方百計地論證領導行為的合法性。
沿海一位民營企業家對記者說，他在某縣投資建廠，該縣縣委書記逼著他虛報產值，“本來是2億元的產值，非要報8億元。”后來這位縣委書記調走了，原縣長升任縣委書記，又要求他以3倍的產值來虛報，還說“現在是關鍵時刻，請幫幫忙!”
在長官意志下，基層統計部門往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有的甚至“為虎作倀”。一位基層統計局長說，長期以來，他們基本是企業上報多少就統計填寫多少，對上報數據只進行簡單的“匹配性”判斷，如果相關數據明顯存在漏洞，就打回去要求重新上報，而不會去做更深入、更準確的調查評估。
“領導的意思，就是法律的要求，你還能拿法律文件跟領導對著干?”遼西某縣一位科級干部說，“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層要做的工作太多太雜，為了盡早見效，體現政績，不少基層干部往往選擇以行政權力強推的辦法，至于法律，能守的守，不能守的繞著走，甚至不惜違法行政。面對農村征地、市民搬遷、來信上訪等棘手工作，一些基層干部更習慣依靠強制手段，“通不通三分鐘，再不通就龍卷風”， “權力依賴癥”很難消除，不管是推進經濟建設，還是化解社會矛盾，往往習慣于行政主導、權力開路。
“一些縣領導表面上喊依法行政，實際上還是按老一套辦事。”這位科級干部以縣司法局為例說，縣委書記、縣長也會讓司法局為縣域經濟發展提供法律服務，或為住建、國土等部門當法律顧問，最終目的還是要變現長官意志。
權力下放，帶來行政違法
“縣上往鎮里下放了100多項權力，但像安全生產、環保、國土等，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規定最低一級執法主體為縣級部門，我們行使這些權力本身就違法。”山西某縣級市的一位鎮長對記者說。
在山西省澤州縣，縣里將發改、經信、住建等10個部門的54項權力下放給巴公鎮，由于缺乏法律依據，很多探索并不被上級部門認可，使得巴公鎮從權力下放前的“處處碰壁”變成了“處處違法”。
“雖然我們已經辦結了幾十個工程項目的備案批復和行政審批，但是否能得到上級部門認可都是未知數，現在各部門都說巴公鎮沒有一處不違法。”該鎮一位負責人說，鎮里將一些環節推向市場，聘請有資質的專業機構來做，但上級部門認定這是違法的，因為相關法律和規定沒有明確鄉鎮一級政府的主體資格。
“目前簡政放權是許多地方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頭戲，成效明顯，但一些地方在操作中也存在一些問題。”遼寧省葫蘆島市政協主席鄭宏偉說，一方面，在“怎么簡、如何放”環節，存在不徹底問題;另一方面，在“接權”環節，存在承接難的問題。相關法律法規的配套必須及時跟進。
東部某省一位中外合作園區的管委會副主任說，放權地方上體會到了，但簡政依舊不太明顯，為了發展“無奈違法”。根據固定資產投資的相關審批規定，所有項目上馬都要做地質災害、水土流失即泥石流的評估。上述問題在山區非常突出，但在平原地區很少發生，尤其對于一些根本不可能發生此類地質災害的地方，同一個地塊的A區已經做了相關評估，B區還要再評估一次才能通過。
“錢是小錢，關鍵每一項評估，一個市只有一個機構，一個機構通常只有幾個人，審批時間太長。”這位副主任說，在高壓之下，為了企業早日投產，在有些未批先建、違規建設的項目面前，政府就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依法行政，做起來也不易
山西某鎮是產煤大鎮，煤層較淺，常有村民私挖亂采，有的更在自家就能盜采煤炭。“雖然現在加大了執法監督的力度，但這些村民的盜采行為大多數不夠量刑標準，執法部門拿他們也沒有辦法，只能說服教育，起不了震懾效果，過幾天又開始挖。即使盜采很多，但要立案必須先定損，我們又沒有這個能力，找中介機構要花錢，我們也沒有這筆經費，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結果就是盜采行為更加猖獗。”該鎮鎮長說，要是能嚴格依法辦事，該定損的定損，達到立案標準的，直接立案，很快就沒有人敢盜采了。
更令基層干部頭疼的是，遇到上級部門違法，他們也不得不硬著頭皮幫忙“擦屁股”。“比如土地審批，一些企業拿到地了，縣里的國土、規劃等部門也給辦了手續，廠房都建起來了，結果國土部衛星遙感卻發現是違法的，下發文件要求將這些廠房拆除。這事誰做?當然落到我們頭上。”一位鄉鎮書記說，縣級部門不按法律法規辦事，下面就會亂成一鍋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把事情搞定了上面點頭就行”。
“現有基層的一些制度規定沒能根據工作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及時調整，機械地理解中央精神，導致基層干部有時候弄不清改革創新、為事業擔當和違規違紀的界限在哪里。”一位副處級干部說，目前基層在依法行政、加強監督方面不是缺制度，而是缺讓制度管事的機制;不是缺要求，而是缺讓要求具有約束力的辦法;不是缺文件精神，而是缺讓文件精神生根的土壤。
一些基層干部同時感到，一些宏觀的政策法規在地方執行標準不同，會引發群眾心理不平衡，也會給執法帶來難度。比如意外傷害事故的補償標準，省與省之間不一樣，城鎮戶口與農村戶口也不一樣。
半月談記者專訪：為基層依法行政支招
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是一項戰略性、全局性和系統性工程，需要立足全局和長遠統籌謀劃。圍繞基層依法行政的相關問題，半月談記者專訪了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主任胡建淼和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系主任燕繼榮。
半月談記者：法治政府基本建成，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法治政府建設和依法行政在法治中國建設過程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
胡建淼：法治政府建設在整個國家的法治建設過程中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法治政府建設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關鍵。法治中國建設涉及立法、行政、司法等等方面，其中依法行政是一個重要方面，基層政府處于行政管理和為民服務的第一線。
據統計，我們國家的法律法規中有百分之八十是由各級政府直接去執行的。所以說法治化，首先是政府的行為要法治化。如果法治政府建成了，整個國家的法治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實現了。
半月談記者：在新的形勢下，我們面臨新的任務。從長遠考慮，用法治的方法完成這些任務才是最有利于穩定和發展的。您如何看?
胡建淼：是這樣的。比如關于霧霾，大家都迫切希望霧霾一夜之間消散。治理霧霾可能就涉及關停企業。如果企業是違法的，我們關停企業一點問題都沒有，按照處罰程序關停就可以了。但是針對那些原來都是政府批準的，甚至通過招商引資進來的企業，即便按照新的標準是不符合要求的，也不能運動式的一夜之間說關停就關停。這樣簡單粗暴的方式，是會出問題的。
對于矛盾和問題不采用法治的手段處理，不但會使政府喪失公信力，還會制造出新的矛盾和問題。
在現實中，這個問題難就難在一些地方還是所謂的“效率”優先，不習慣法治思維和法治的方式，不習慣用法治的手段完成目標任務。
燕繼榮：雖然基層的決策不能預測所有的可能，但是也要保持一些基本的東西不能變，有長期性。基層政府在與企業簽約的時候要特別謹慎，長期性的項目要反復論證。
如果只管決策，不管后面的執行，當執行不了的時候就可能有違法的沖動。
半月談記者：那些有合法手續、面對轉型又需要關停的企業應該如何處理呢?
胡建淼：從法律上來講，違法的企業關停是處罰。但是原先合法的企業怎么辦?這就是說，為了國家的公共利益，企業的利益需要放棄。這個過程法律上稱之為“行政征收”。這就需要政府出錢進行補償，而且要通過必要的程序進行，要把企業員工安置好。
所謂一定的程序，有這么幾個要件。首先，政府行為必須要有法律依據。其次征收的過程中需要有正當的程序，這些都不是單方面決定的，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有協商，甚至是“討價還價”，要充分聽取對方的意見。做出決定后，如果不服，可以進行復議和訴訟。第三，任何征收都是要有補償的。絕不能什么程序都沒有，一聲令下，甚至一個電話就讓企業說關停就關停。
半月談記者：如何看待基層干部的法治信仰問題?
胡建淼：無論是建設法治國家還是法治政府，基層干部的法治信仰都是特別重要和關鍵的。
隨著改革和轉型的不斷推進，現在絕大部分基層干部都能有法治信仰，知曉依法行政的重要性。但也還有少數基層干部的依法行政只是停留在嘴上，沒有真正落實到實際的工作當中，沒有依法推進工作。極少數基層干部甚至認為“要法治就沒法完成任務，要完成任務就沒法法治”。這些都是缺乏法治信仰的表現。
有些人認為法治就是違法了要追究責任，其實法治的內涵和外延很廣。我們的行為、制度建設、工作方式等等都要體現法的精神，進入到一種依法的狀態。
基層干部一定要恪守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誠實守信、權責統一等依法行政基本要求，在法治軌道上全面推進基層政府各項工作。
半月談記者：您認為真正落實依法行政什么是最重要的?
胡建淼：最重要的有兩條，一個是觀念問題。就是我剛才提到的領導干部的法治觀念，要讓基層干部真正樹立法治信仰。還有就是完善機制。比如某一個基層領導的行為和要求是違法的，下屬可以說“不”，這與用人機制、干部機制都有很大的關系。在這一點上，做好對一把手的監督是關鍵。
燕繼榮：我們要把法治的指標納入到對基層政府和基層干部的考核當中來。在考核經濟指標、環境指標等等的同時，也考核法治建設的成效。
同時還要健全基層行政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自覺接受黨內監督、人大監督、民主監督、司法監督，完善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機制。
短評：“關鍵少數”很關鍵
基層干部的法治素養，直接關系到基層政府各項工作能否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直接影響著基層法治政府建設進程。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
中央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以來，基層政府的行政行為更加守法、規范，違法行為明顯減少;但少數基層領導干部有法不依的情況仍時有發生，損害了依法治國的嚴肅性和基層政府的公信力。
梳理近期的社會熱點可以發現，鄭州大學第四附屬醫院被強拆等違法強拆現象之所以屢禁不止，與一些地方官員違法任性用權有直接關系。
一些行政違法事件發生前，相關基層領導干部并非毫不知情。有的領導干部對行政違法行為充耳不聞、默許縱容。更有甚者，私下提議、拍板力挺。這集中暴露出一些基層領導干部法治意識淡薄，法治素養不高，沒有擺脫“權力依賴癥”，沒能掌握新方法積極適應轉型期對領導干部提出的新要求。
實踐證明，基層領導干部是不是具有法治精神、能不能依法辦事，直接決定著一個地方、一個部門依法行政的氛圍，決定著地方依法行政的效果。只有領導干部真正做到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推進工作處理矛盾，并一級帶一級層層傳導示范，才能真正實現“法無授權不可為”，建設好法治政府。
強調抓住領導干部這個依法行政的“關鍵少數”，就是要把法治觀念強不強、法治素養好不好作為衡量干部德才的重要標準，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干部的重要內容，把嚴守黨紀、恪守國法的干部用起來。要加強對領導干部任職前法律知識考查和依法行政能力測試，實行公務員晉升依法行政考核制度。
強調抓住領導干部這個依法行政的“關鍵少數”，就是要注重通過法治實踐提高政府工作人員法治思維和依法行政能力。強調政府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想問題、做決策、辦事情必須守法律、重程序、受監督，牢記職權法定，切實保護人民權益。注重發揮法律顧問和法律專家的咨詢論證、審核把關作用。
同時要繼續加大簡政放權，完善“兩個清單”制度，將政府行為置于最廣泛的社會監督之下，讓權力在陽光下規范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