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陽副縣長周慧辭職感言”在網上被頻繁轉發，這位副縣長感言辭職獲批后，“自由的氣息似微風拂面”。當地官員評價周慧說：“官場之事既不是他所擅長，也非其內心的真實追求。”可是，辭職過程似乎沒那么簡單，周慧用“曠日持久”形容這場“中國式辭官”。（浙江在線7月15日）
“中國式辭官”為何那么復雜？周慧的理解是，辭職本應只是換工作，但他的職位是“有點分量的官位”，“某種程度上前景還被看好”，所以辭職就引人注目。從這番表述看，“中國式辭官”的困境并非來自個人選擇的艱難，而更多源于外界對辭官者的看法。也就是說，影響官員辭職的，不是相關制度，而是包括為官者在內的人們的觀念。
自2004年《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頒發以后，黨政干部自愿辭職的制度性障礙已經掃清，以往封閉體制中“只能進不能出”的局面得到改觀。《規定》提到干部辭職有四道程序：向組織提出申請，經人事部門審核，組織研究決定是否同意，如同意，最后辦理辭職手續。據周慧的描述，前三個環節經歷了一個半月，對他來說“有點冗長”。不過，根據上述規定，組織接到干部辭職申請后答復期限是三個月，當地的批準時限并不違規。
為什么領導干部不能一提出申請就可以“掛冠而去”？因為公務員的辭職有著比較嚴格的審批手續。除了基本工作的交接，周慧作為排名第三的副縣長，一方面需要經過當地人大常委會完成辭職批準，另一方面，他先前分管當地10余個職能部門，必須得接受離任時的經濟責任審計。官員掌握公權與財權，在離職程序上嚴格謹慎理所應當。
就制度而言，官員辭職是沒有障礙的。而之所以很少有人主動辭官，不是體制約束，而是觀念束縛。一個辭職的官員，往往不被理解，不管是上級領導、同事，還是親戚朋友，都會對其另眼相看。這說明，社會的“官本位”意識依然濃厚。
因此，周慧的“異質思維”難免與之發生碰撞。而當地家族意識比較強烈，經商的家庭成員都希望家里出個當官的，辭官的壓力可想而知。在很多人眼里，副縣長不僅是一個職位，更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的代言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除此之外，在人們既有思維中，官員辭職多半“事出有因”。《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為官員辭職分了四類，其中兩類是“引咎辭職”和“責令辭職”，這也是一些官員退出領導崗位的原因。“引咎辭職”者少，“責令辭職”眾，這就難免給人以誤解，以為凡是辭官者，都是受了處分。實際上，官員能上能下，能進能出，才是正常的政治生態。
什么時候黨政官員真正“職業化”了，什么時候干部自愿辭職才不會遭遇有色眼鏡。黨政人才融入社會人才流動，意味著官員可經批準后按程序辭職，也要在傳統公務員系統自下而上流動外，開辟和拓展第二條途徑，從社會上選拔賢達人士任用為領導干部。當黨政人才選拔任用體制的封閉性完全被打破，當選一個副縣長有了更多途徑，而且社會各界對當官也不再一味欽羨，“中國式辭官”的觀念認同困境才有可能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