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習近平在北師大留下了一個動詞和一個形容詞。
動詞是“很不贊成”，說的是對把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拿掉的態度；形容詞是“很悲哀”，評價“去中國化”。
寥寥七字，典型的習式話語風格。但就如巨石入湖，激起的是漣漪與波浪。
就事件看，這不過是對當前教育領域一些做法的評價。但事實遠沒這么簡單，當習近平在談“去中國化”的時候，他究竟在談什么？
他的問題意識，顯然不局限在教育上。有所言者，必有所感。有所破者，必有所立。
誰在“去中國化”？
事情還沒有結束。
今天下午，萬米高空，前往塔吉克斯坦的專機起飛后，習近平主席就來到后艙看望工作人員，同大家一一握手。一位記者說：“習大大好！您前天在北師大說語文不能‘去中國化’，反響很熱烈。”習近平很有感觸地說：“古詩文經典已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成了我們的基因。我們現在一說話就蹦出來的那些東西，都是小時候記下的。語文課應該學古詩文經典，把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不斷傳承下去。”
有人問：從課本里拿掉幾篇古詩詞，就是在“去中國化”？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看世界上在搞“去中國化”的地方都是怎么做的。目光先回到70年前，二戰結束之時。
1945年，剛從日本統治中解放出來的朝鮮半島，在美國干預下，朝鮮教育審議會通過了在中小學教科書中廢除漢文、全部使用韓文的決議。而今天韓國總統樸槿惠的父親樸正熙，則在韓國全面廢止了在小學和初中的漢字教育，同時，全面禁止韓國公共機關使用漢字。
類似的例子也發生在日本與越南。日本戰敗后，中學課本中開始很少出現漢文詩文，同時日語中開始出現大量的英語音譯假名；同時，曾經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越南，則由知識分子主導地普及拉丁化文字，直至漢字在越南被徹底廢除。
而從1990年后期起，尤其是2000年民進黨執政后，臺灣地區推行的“本土化運動”、“臺獨運動”及“正名運動”等，也大多被冠之以“去中國化”之名。雖然其中復雜紛紜不可一概而論，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都有“減少古漢文書面語文言文的教學時數”一舉。
由是觀之，去中國化，無不從中小學教材入之。畢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總是千秋大計。
為什么反對“去中國化”？
如果說日本、韓國、越南等“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國家推行“去中國化”，還有其民族主義的成分在其中的話，那么作為漢文化的發源地和母國，“去中國化”就是一種不正常的文化態勢了。
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從鴉片戰爭起就成了一個爭論不止的命題。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面前，從清末開眼看世界的進步人士到新文化運動的干將，從維新派到五四愛國學生的數代有識之士，無不開始思考一個殘酷到慘痛的命題：曾經綿延和維系中國社會數千年的傳統文化，究竟還能不能挽民族于亡國滅種之境地，是否依然能保持其倫理綱紀的地位？
歷史已經給了我們答案。傳統文化在這一個多世紀里浮沉起落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三個自信”被打倒、被迫反思又被迫建立的歷史。諸如1988年《河殤》一般斷言“藍色文明”必將戰勝“黃色文明”的論調，在今天看來，不過是在西方中心論的話語體系中的“去中國化”變種。
英國理論家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有言：“今天有種有趣現象：連一行馬克思著作都沒讀過的人都敢嘲笑馬克思。”對待傳統文化，今天也有相似的現象。
對傳統文化的判斷和評價，需要結合其歷史條件與處境。批判傳統力度最大的魯迅、周作人、胡適和毛澤東，同時也是浸淫最深、收益最大的人。這足以令人深思。
可以說，在今天，重談傳統文化，又不僅是一個對待傳統資源的問題。
2010年，同樣是教師節前，《紅旗文稿》用連續三期的篇幅，刊發了一篇署名“云杉”的文章：《文化自覺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強——對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思考》。文章寫道：“一個民族的覺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覺醒；一個政黨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化自覺的程度。可以說，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覺，不僅關系到文化自身的振興和繁榮，而且決定著一個民族、一個政黨的前途命運。”
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就是文化版的“三個自信”。
而在習近平看來，傳統文化代表的“中國化”，可以稱得上是一種“文明自信”，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戰略資源。
在今年2月的省部級干部研討班上，習近平說：“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沒有堅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氣，同樣，離開不斷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徹底、不可能久遠。”而在9月5日人大60周年的紀念講話中，習近平則稱，在國家政治制度的設計和發展上，“不能割斷歷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來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
如何對待歷史，就是如何選擇道路；如何對待傳統，就是如何對待明天。對“去中國化”的批判，事實上是對“全盤西化”的批判，是對“中國”的自覺與自信，也是對西方中心論的話語體系的掙脫與重建。從這個角度看，“去中國化”問題就遠不是一本教材的增刪可以涵蓋。
